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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霾中微光——可能是最后一个微博打拐人 作者:本报记者/王邦正 徐昕航

霾中微光

——可能是最后一个微博打拐人


2014 10 9 日,雾霾围城中的北京仍是一片灰蒙蒙。


小龙当天刚刚从四川回到北京,戴着口罩,只露出有着微微的黑眼圈的眼睛,里面填满了红血丝。他独自一人站在北门口,远远看上去显得有些瘦小。


他是一位90 后,大学毕业才一年多,并且还有一个更受瞩目的身份—— @ 微博打拐的创始人和微博管理人—— 一个年轻的管理者。



只有一个人


小龙这次去四川是去参加一个志愿者朋友的婚礼,“他是一位退役的特警,是我们团队的唯一一位在‘外面’直接与拐卖团伙、警方打交道的志愿者”。他声音不大,几乎被咖啡厅里嘈杂的人声盖过一大半,带着典型的南方口音,说话时认真地看着你的眼睛。被问到“真的只有一个人在外面直接工作?”时,他嘴角一侧上扬,表情却严肃镇定,又似乎想要微笑,“对,只有一个。”


而其实整个@ 微博打拐的成员,包括行政、微博管理、管委会和核心志愿者,加起来也不超过10 人。@ 微博打拐的创办算是一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


2011 年,小龙还是一位大三的学生。当年微博上流行一个话题活动,# 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小龙十分热情积极地参与,“我当时也拍照,发微博;再加上我本来就比较关心时事之类的信息,所以对这事儿挺(上心)”,小龙坐直了起来,双手随着话语摆动,此前被盖过大半的声音,也稍微大了一些,“后来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联系到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在线上宣传、帮助打拐的工作,正好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参与创办校园的微博协会,对这块儿比较了解。”说到这一点,他仍有创业之初的激动,“就是凭着热情,开始了这个工作。虽然是误打误撞,但是很幸运”。


第二年,@ 微博打拐正式注册,小龙便是创办人之一。


“一开始我并没什么期望,只是想为他们多做点事”,他摇头笑着,眼神柔和了不少,“其实,光有热情是做不下去的,热情只是一时的,而责任却是长久的。”不少人通过明星转发、媒体报道了解到他们这个团队,积极响应表示想要加入这个团队,成为一名志愿者,“收到他们的私信之后很开心,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志愿者,有些人我们发过去三个关于打拐的问题要他们去搜答案,他们转眼就连搜都懒得搜了,这怎么可能坚持下来呢。”而培养一个成熟有能力的志愿者至少需要半年到一年。


@ 微博打拐团队构成面临的状况,也许比“青黄不接”更加严峻:目前成熟的志愿者也在摸索,“完全没有借鉴”;有热情并有能力的新志愿者还没出现。


@ 微博打拐的工作模式有两种,一是通过微博、邮箱接收全国人民的举报和求助信息,紧接着核实信息、与警方联络,或参与下一步搜寻工作;另一种则是开展“防止被拐”的宣传和教育活动、防患于未然。


团队中每个人都超负荷工作“,活儿是很多,但是活力就很难说了”。小龙无奈地笑了笑,头偏向一侧,沉默了一会儿。一方面,是前面提到的人员构成;另一方面,是现有工作人员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


“我们团队没有心理医生。”每天接收的都是负面信息,有用的线索沧海一粟,成功的案例一年也就35个“,我们都在努力地把它(微博打拐)看成一个正常普通的工作,努力不让自己麻木。”



没有太大的震撼,因为是经历过的事


被称为“开启娱乐圈打拐元年”,改编自真实案件的电影《亲爱的》还未上映,小龙就已经看了点映场。“也许普通观众会很震撼,会哭得很惨,但是我看完之后完全没有新鲜感”,小龙眼睛睁的大大的,“因为这就是我经历过、见证过的事啊,太真实了。”


把快乐的事情回忆一遍是幸福,让痛苦的回忆重现一次是压抑。小龙在电影中看到的不是全新的视角和故事,是一个个原型、尚待解救的被拐孩子,和相关保护工作、搜寻工作的缺失。他轻描淡写地叹了口气“,看过了太多的悲剧,心里很闷,很沉重。”


电影中田文军到安徽农村找到孩子后狂奔逃出村子,被村民追赶堵截的情节并不是天马行空。据小龙说,曾有一个家长得到线索,联系了@ 微博打拐的志愿者,核实后共同前往江西一个山村,他看到了一个孩子极其符合自己孩子的特征,但当地村民将他们乘坐的车围得紧紧的,甚至直到他们躲进派出所,村民们也一直堵到天黑才散去。当地仅有两名警察执勤无力处理,日后上报上一级公安机关后,便再没有了回应。


“这种‘危机’时刻是真实存在的,包括自己去找孩子的家长,和我们的志愿者,都曾经面临过。”


打拐工作复杂多变,牵涉到的利益关系、法律空缺和灰色地带、伦理的复杂、情感的纠缠、“人口作为商品买卖”的“文化”,拧成一个巨大的团,民间的力量很难触碰到中心。“打拐是警方的义务,也是警方才能做好的事”,小龙捏着杯子,低着的头在说到这句话时抬起来,“我们只能是辅助力量。”说完后眼神四周游离,再次沉默。


《亲爱的》电影中,田文军在孩子失踪后前往报案,被告知需在24 小时后才能立案;而2010 年,公安部已经重新出台相关规定,儿童失踪案件应在报案时立即立案,并成立专案组,不需等待父母提供被拐卖证明。


2 011 4 12 日,中国公安部做出规定:今后凡是发生的拐卖儿童案件,必须由县一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或主管领导担任专案组长,并对案件侦办、查找解救被拐卖人员、安抚被害人家庭等三项工作全程负责到底。人们将这一空前严格的做法形象地称为“一长三包制”。另外, 公安部在2009 年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建立了全国“打拐”DNA信息库,对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儿童和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进行采血入库,以解决被拐儿童“身源”的问题。警方做出的努力一步步加大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是在法律法规、公安警方的努力之外,打拐工作还涉及到很多伦理、情感和利益上的难控、难预、难界定的层面。这些同样值得公众思考。


《亲爱的》上映,“打拐”这个话题再次被广泛关注,微博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明星带领的“寻子”话题热潮。“这样的宣传很好,让大众全面的看到了打拐的事件,提高了公众关心度”,但是“儿童妇女拐卖”这个现象一直都是存在的,而小龙也表示,“ 明星效应这个东西是个双刃剑。明星的关注有时会给那些本身不了解的民众产生一种误导,比如说会把解救乞讨儿童和打拐混淆在一起,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被明星转发了的信息铺天盖地,更多真正涉及到拐卖儿童的信息可能少人问津,被淹没在微博信息中。”



“让我丢掉,我真的做不到”

 

2014 8 月,小龙辞去自己在@ 微博打拐的全职工作,转为兼职。


两年左右的时间,他也完成了自己的成长和转变。“能比较正常和平静地看待这份工作了,控制自己的情绪,真正去做事”。


以前他没有想象过这个团队工作的压抑和沉重,没想象过直面失踪、拐卖的心情,没设想过家庭破碎是怎样的悲痛和绝望、也不知道什么是无望地寻找……“也有绷不住的时候,你看到那些父母,会很心酸”。


他这样形容一位失踪儿童父亲的心情:如果要那位爸爸站在几十层的高楼山,对他说“如果你跳下去,你的孩子就能回来”,他一定毫不犹豫就跳下去,而那位爸爸的孩子已经失踪十多年了。


高压和沉重无法避免,但也正是这种压力,让小龙更深觉他们这个团队的责任。“我曾经在官博上发布过一条没有被核实的信息,被网友很严厉地斥责”,小龙当时却并没有沮丧和怨怼,“那以后我就吸取教训,此后发的每一条信息都一定要经过核实。”


传统的工作模式—— 作为联系举报人、求助者和警方的媒介——渐渐暴露弊端: 信息流通效率低下,团队在实际打拐行动中能力不足,实际收效微乎其微。


“有一次知晓在内蒙古草原上有一个被拐卖小孩,除此之外没有线索,你知道有微弱的希望,但是你没有办法,只能看着它熄灭,这是最痛苦的。”小龙语气抱歉,突然又说“但是哪怕一年就那么一两次成功,也会让你坚持下去。也只能帮助一个是一个啊。”


@ 微博打拐曾经帮助警方抓获过一个试图卖掉自己未婚先孕侄女的婴儿的女性,也帮助一个被拐至河南的精神失常的广东女人找到家人。这些成功案例,在前行的雾霾中,微弱地闪烁着不可或缺的光。


“我们正在考虑转型,由低效的第一种模式转向做安全预防教育这块儿,从孩子家长、适龄儿童的方面加强防拐卖的教育。”小龙笃定地说,“我们也是在摸索,如果这块儿变成鸡肋,或者有人做得更好,为了避免资源浪费重复,我们会关闭这个模式。”


小龙的新工作有着落了,而他也会继续在@ 微博打拐中当兼职志愿者。


“这个工作很难,但是要我丢掉,我做不到。我们这些固定的志愿者,也都做不到。”灯光映在小龙的眼中,透过那些红血丝,细微却坚定地闪烁。告别后,他重新熟练地戴上口罩,走进了雾霾里。

 

  

 

网页编辑:李镇-2014级广播电视编导(电视编辑方向)